关于反响 把我推得太高我承担不起

　　新京报：你认为我们现在的性教育存在什么样的问题？

　　王蓟：我一直在思考性教育这个问题。性教育不光是性知识教育。我曾经陪一个高二女生去做人流，我问她不知道避孕吗，她说知道啊，就是不喜欢。有时候不能强行灌输性知识，应该让她们对性有一个正确的观念。

　　现在很多老师对待性的态度是很不合格的。中学的时候，老师遮遮掩掩地教，而且用知耻这种话来扭曲我们对性的理解。我记得大学的时候，老师对一个同居的男生说，你和她同居就不怕她怀孕吗？学生告诉老师，我们懂得避孕。不能教学生就算了，还让学生感到无聊和可笑。我一直在想，中国现在的性教育应该怎么改，不是一句话错了，也不是整段错了，可能是整篇都错了，怎么改，我真的不知道。

　　新京报：你想到这个读本会产生这么大的反响吗？

　　王蓟：没有想到。整个事情的发展影响到我的信心，我觉得自己有点自不量力，虽然支持的人比反对的人多。

　　男朋友不是特别支持我，他觉得我能够自我教育就好了。现在把我推得这么高，不是好事，我承担不起。我发现自己当时真是无知者无畏，我只是想充当一个建议者的角色，现在已经违背我的初衷了。我一直以为大学这么开放了，谈论性应该很正常了，可是没想到中国对性还是这么敏感，这正是中国性教育失败的一个表现。什么时候对待性教育的态度能像数学语文那样就好了。现在这种夸大炒作是不正常的。

　　新京报：什么样的质疑让你最难受？

　　王蓟：有一个我很尊重的师兄，在博客上写文章，希望我别参与这些事儿，因为我以后还要嫁人。我无法理解，我写了这本书，就不能嫁人了吗？我是写性教育的书，又不是从事性服务。在性教育缺失的今天，我们大学生的悲剧还少吗？我们都不关心自己的成长，关心自己的性教育问题，那么谁还能为我们的成长负责？我只是想为大家做一点事情，难道我错了吗？

　　新京报：那你后悔让这本书出版吗？

　　王蓟：我一直喜欢写东西，一直以为自己的第一本书会是小说或散文。后来是我的师兄师姐找到出版社，出版社找到我，希望出这本书。我还很开心，想着出书总是一件好事情。我现在也不后悔，这一场质疑会让我的思想更成熟。

　　新京报：你是不是感觉你的女大学生身份也是很多人关注这个事情的原因呢？

　　王蓟：是啊，因为我是女孩，如果一个男生来写这个东西，就不会有人跟他说你以后还会娶妻呢。在中国，女孩关注性，总被人认为作风不好。

　　新京报：你遇到过这方面的麻烦吗？

　　王蓟：有啊。我实习的时候碰到一个老板，他跟我说他很赞同我的性教育观念，我还很开心。结果他让我给他“教育”一下，我非常恼火。

　　关于自我 我有自己关于性的计划书

　　新京报：你认为大学生应该怎么对待性？

　　王蓟：我有一个观点：大学生都应该有一份自己的性计划书。在这个性计划书里，有自己关于性的计划。比如在我的计划书里，就有25岁之前不想做母亲、28岁之前不想结婚、远离性病、尽量不进行婚前性行为，等等。

　　也许你这份性计划最后没有完成，但你起码能为自己的计划做一个坚守，这起码是你的一个对于性的态度。未来当然是不可预知的。也可能我明天就会有婚前性行为，但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态度，你坚守过，你做过努力，就不会后悔。

　　新京报：你的这个性计划书在你自己看来是开放的，还是保守的？

　　王蓟：我认为它是一个明智的计划书。

　　新京报：你和男友会交流这方面的问题吗？

　　王蓟：会啊，我们会很坦然地谈这些问题。比如对于自慰，我会鼓励他，因为这是发泄欲望的一种方式。

　　新京报：你可以预知这本书会给你带来什么吗？

　　王蓟：希望这个事情能让我越来越快乐，而不是越来越痛苦。希望专家能够帮我们写一本适合我们的性教育读本，最好能让大学生联合专家来写，让我们来做调研，帮专家来收集材料。这样我们就有一套权威的性教育的读本。这个重担不应该压在我身上，这是大家的事情。

　　采写/本报记者 张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