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是演员张钰出示包括性爱录像在内的20多份录像带、录音带，以及4份“保证书”，称与多名导演、制片人、演员有过性交易；接着，写“保证书”承认“强奸未遂”的副导演陈友旺出来喊冤：自己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写下的“保证书”(见11月15日、16日《新京报》)。

类似的事件，隔三差五就会有一起。因为看到得太多，因为几乎每次都不了了之，所以，对大众而言，与在偷窥中得到娱乐相比，真相或结果似乎反而并不重要。然而，这次，当“所有角色都由身体换来”的“真相”从张钰嘴中脱口而出的时候，我想，恐怕很少有人再会仅用娱乐的眼光来看待这一事件了。

当我们用法治的眼光观察这一事件的时候，会发现这一事件透露出的诸多犯罪线索。紧盯这些犯罪线索并在适当的时候介入，是司法机关的职责。

比如张钰出示的4份“保证书”，行文大致相同：“我，某某某，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剧组宾馆，对张钰强暴未遂，为了使张钰不告发我，特保证如下：保证以后再不侵犯她，保证对张钰的演艺事业负责到底。”稍有不同的只是，在其他“保证书”中，“强奸了她”代替了“强暴未遂”。

作为一种严重侵害人身权利的犯罪，强奸行为不仅是对被害人的侵害，同时也是对社会秩序的侵犯。如果确有强奸的事实存在，作为被害人的张钰，是没有权利同侵害人“私了”的。“保证书”中所谓“对张钰的演艺事业负责到底”的承诺，并不能免除侵害人应该承担的刑事责任。到底有无强奸事实发生，是否有人该为此承担责任？司法机关的职责以及拥有的侦查手段都决定了，它应是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的不二人选。

再比如，谈到录像带显示的某著名导演和坐台女子小霞发生性关系，张钰说，“我承认我很现实”，并作出如下解释：尽管黄健中多次暗示自己，但因为他当时手里没有戏，所以她并不想与黄健中发生关系，可又不想放掉这个导演，于是便给他找来小霞，“但我还是付出了，起码付出了金钱”。

自己花钱请来坐台女子，让她和导演发生关系，这是什么行为？这是典型的介绍卖淫。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规定：“引诱、容留、介绍他人卖淫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罚金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”如此，以受害人身份出现的张钰，该不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？这个问题，也只有司法机关能回答。

当这一严肃的事件告别它本不应有的娱乐色彩，诸多犯罪信息敦促司法机关适时介入的时候，事件真相向我们走来的日子，也就不远了。